夏商周三代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年代学标尺。这不仅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相继建立起年代学标尺相比，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1996年5月16日，国家“九五”规划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2000年11月，阶段成果报告公布。夏商周工程得出一系列结论：
1、推定武王克商（伐纣）年为公元前1046年，明确了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的在位年代。
2、推定商汤元年为公元前1600年，明确了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的在位年代。商代前期，工程给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3、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时期。由此往上，可以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往下可以明确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与走向。但是，由于多年来没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中国历史的纪年只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记载依据的秦汉开始。这“有大量可靠文献记载”最早的年代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只有各个王的名字而没有在位年代，史称“有世无年”。我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夏朝建立的时间也只有一个笼统的说法——“公元前21世纪”。
2000年11月这一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夏商周工程得出一系列结论，中国的文明史纪年从此提前了1200多年，夏商周三代“有世无年”的状态终于结束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科技测年四个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比对，得出的结论都是有若干个学科的结论支持的，因而可靠性较高。由于必须是从已知的年代向更加久远的未知的年代推导，西周列王的年代成为最早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武王伐纣的年代更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武王伐纣的年代既是西周开始的年代，也是商朝灭亡的年代，确定了它，就可以向上推导商朝的年代，再由商朝的年代去推导夏朝的年代。向下，可以用它限定西周各个王的在位总年数。因此，武王伐纣年的确立成为了工程的重中之重。
武王克商也就是人们习惯上说的武王伐纣之年，是夏商周工程的一个关键点。与它的重要性成正比的是各家学说对这个问题看法的不一致。《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中搜集到的材料显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出了多达44种不同的克商年，最早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而尤以西汉刘歆提出的公元前1122年武王伐纣之说在两千多年间最为流行。
考古发现和科学测年使这个范围大大缩小，给得出比较准确的武王克商年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周朝建立以前，文王的都城建立在现在西安附近丰水的西面，叫丰京，而武王伐纣之后建立周朝时迁都到丰水的东面，一个叫做镐的地方，是为镐京。然而，两地不过相隔一个丰水的近距离，使我们今天有幸发掘到了商后期文化典型和西周初期文化典型相互叠压的地层。作为统一天下的周王朝和地方小国的周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对比，提供了如木炭、兽骨等丰富的测年样品。根据14C常规和AMS法得出的数据，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在公元前1060——前995年。再和殷墟、琉璃河、曲村遗址的测年数据进行比对，得到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在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而且与独立进行的根据甲骨文月食推定的范围基本趋同。武王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从112年缩小到了30年。
武王克商年之所以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很多，而且很不一致。武王克商时的天象记载，是推定武王克商时间的重要依据。可是，《尸子》说武王克商时“岁在北方”；《淮南子·天文训》则说“东面而迎岁”。1976年出土的利簋则基本将武王伐纣时的天象问题确定了下来。利簋上的铭文“岁鼎克闻夙有商”，此句经学者解释为“岁（木）星正当其位，在周的星土鹑火。”由于出土青铜器是最可靠的材料，所以，夏商周工程采纳了这个意见。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内，天文专家们进行了回推，得到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三个方案。但都不能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所以，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公元前1027年之说，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配合最好，但与工程所定的金文历谱以及天象都不能相合，因此排除。公元前1044年的说法，由上海天文台的江晓原先生推出，与天象和文献都非常匹配，但却和金文历谱得出的月相恰恰相反，最后也只好放弃。
公元前1046年的说法，是根据检验武王克商年的最可靠的依据《武成》、《世俘》中的历日记载开始研究的。先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再对《周语》伶州鸠语的每月情况进行分析和排列，最后再用“岁在鹑火”作为筛选条件。
目前，由于尚未发现年代、月份、月相和干支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还不能直接推断武王克商的年代。文献中记载武王的史事没有超过四年的，东汉学者郑玄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都认为武王在位四年。这个说法与武王克商年、金文历谱推算的成王元年都正好吻合，也成为了取公元前1046年的一个理由。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博士后徐凤仙介绍，美国里海大学的班大为教授，在他的《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一文中，也提出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但班大为教授是仅从天象这一个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夏商周工程的这个推定是综合了考古、文献、金文历谱、测年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综合数据，是一个系统的多方向的推导。
西周自周武王到周幽王，共有11世12王。要确立这些列王各自所处的年代，必须先对文献学上关于这些列王的记载进行梳理。考古发掘的分期与测年提供一些王年的可能性范围，而要排列出各王的顺序和准确年代则必须依靠金文（青铜器铭文）历（中国古代历日）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推算。
传说武王灭商成功后，还没有下战车就开始分封诸侯，其兴奋可想而知。但几千年之后，他急迫的心情却使第一代诸侯的生活时间和他建立丰功伟绩的时间联系密切。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M1193等墓中出土了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以《史记·燕世家》结合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可知，墓中埋葬的就是第一代燕侯。将燕侯保存良好的棺木做常规14C测定，得出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由于武王灭商和燕侯得封几乎在同时，这也就是西周第一个王在位年代的范围。幸运的是，琉璃河遗址在西周以前是少数民族土著的文化遗存，和西周分封后才到来的中原文化可以明确分开，不产生干扰，测年的结论因此非常有说服力。
排金文历谱是利用西周金文中的年、月、纪时词语和干支，以及有关的西周文献，排出西周列王的年表，是解决西周王年的唯一常规手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陈永金教授在1996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金文历谱的排序工作，并提出了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排列西周王年的方法是先确定七个王明确的年代作为支点之后，再依次确立各个王的年代的。在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中，只有懿王元年是根据“天再旦”——天亮时分的日全食这一特殊天象来确定的，其余六个支点全部依据的是金文历谱中最为准确的结论。
比如，在山西晋侯苏的墓中出土的16件编钟上，铭文记“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等，说明这个青铜器是在这个王执政33年时铸造的。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经过与文献的比对，晋侯编钟应该是周厉王时期的器皿。这个推算与晋侯墓中样品的测年结果也十分吻合，验证了《周本纪》中厉王在位超过30年，有37年的说法。根据厉王37年即公元前841年，得到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再依据这个时间下推到厉王33年，这一年的月相与编钟上面的月相记载也大致相符。厉王的在位年代就确立为公元前877年——公元前841年。
与此类似，用吴虎鼎上的铭文确认了宣王在位的年份《史记》记载可信；用虎簋盖、鲜簋确立了周穆王的年代，用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对照确立了昭王的年代，又用《尚书》中《召诰》与《毕命》的记载，确立了成王元年和康王元年。
然而，金文历谱中懿王、孝王和夷王的年代划分则是一个缺陷。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永金先生介绍：“金文历谱的编排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西周王年中只有这三个王的年代没有办法准确划分。只能根据史料记载，懿王曾迁都，孝王杀了鲁侯和夷王讨伐诸侯等这些大事来推断，他们的在位年月都不会很短，再根据他们一共在位22年以及其它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定他们分别在位8年、6年、8年。
就这样，西周各个王在位的顺序和年代分别计算之后，再与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841年之间的月相进行比对，西周列王的年代就确定了。
到了商代，可供研究的其它学科的资料明显减少，夏代就更少。而考古学的可靠度与支持度在这个时候就更加充分的表现了出来。考古学为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学研究提供考古发现和测年样品，提出一个大的基本框架，估定具体年代的任务则交给了测年技术。最后，根据文献资料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科技考古也就是测年，在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用北京大学考古系科技测年实验室教授原思训先生的话说“整个工程的年表框架是依靠测年支撑的。”所谓测年，就是测度考古样品中的14C含量。这个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的14C常规实验室和北京大学的加速器制谱实验室完成。作为碳的一种同位素，它的半衰期是5730年，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也只不过会损失一半左右。经过测度样品中的14C含量，就可以得到这个样品的存活年代数据。要得到可靠的数据，就必须有能真正代表历史事件的样品，这得归功于考古发现；样品还必须排除污染，才能真正代表那个年代。
在夏商周工程中，骨样品占到了70％。这是因为，骨头样品虽然容易受到污染，但经过分离和纯化之后得到的测年数据恰好是比较能代表遗址年代的，尤其是墓葬中的人骨、兽骨，更是如此。
商代晚期的考古发掘以殷墟为主，商代后期的考古发掘则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主。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的年代。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两城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有576年、552年和526年等各种说法，据此可以得出商代开始于1622年、1598年、1572年等说法。与测年数据相参照，取整估定为1600年。
夏代的考古发掘是以二里头文化遗址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为主，进行了分期与样品测年，再结合五星聚和仲康日食的记录，取古本《竹书纪年》中夏代积年471年的说法，暂时将夏代的始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
夏商周工程虽然目前已经基本结束，但它开创了我国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合作的先河，功不可莫。文献学者、科技和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们的通力合作是夏商周工程能够取得目前成果的重要原因。夏商周工程也普及了考古知识，活跃了原本比较冷清的自然科学史界的学术气氛，在创造学术价值的同时创造了社会效益。
《夏商周断代过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现在已经出版了。而包括三大系列共计50卷的全本也将在三年内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陆续出版。该公司总经理李枫先生这样谈到：“我们公司将投入300多万元人民币出版这套国家‘九五’规划科研项目中的重中之重。这套书的出版难度非常大，而我们这样的国有出版龙头企业愿意接手。为此，我们将请北大方正公司专门制作一套字库。从学术价值、社会效益、为国家做贡献这几个方面考虑，我们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套书出版好。2001年估计出版15卷，一直到2003年全部出完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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